内容提要：死刑司法作为死刑适用的要紧内容和最后程序，死刑的政策精神和死刑立法的规定都需要死刑司法的最后“决断”。本文以死刑司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刑事法官、司法讲解、死刑核准和死刑的实行方法等几个方面对国内死刑司法的近况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研讨。期望此文能对国内死刑司法的进一步理性化起到肯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字：死刑 司法 展望

1、刑事法官的近况及其展望
对刑事法官在死刑适用中的地位和用途，大家可以引用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教授的一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①虽然这一至理名言是立足于英美法中法院和法官的地位而言的，但对于大家也不无借鉴用途。对此，马克思也曾精辟地指出：“要运使用方法律就需要法官。假如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样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②在死刑司法中，犯罪事实的认定，案件证据的审核，社会风险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定，与适用死刑与否的社会成效的预测，最后都由法官来决定。没法官就不可能有死刑的适用。一个不当的死刑判决，不只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而且还会给党和国家的威望导致非常大损害，从而产生不好的的社会干扰。①虽然在法官的素质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上存在着“非人格化”和“人格化”与“理性说”和“非理性说”的对立看法，②但在刑事司法中，理性的原因与经验的原因，甚至非理性的无意识原因都在发生着用途，③法官的素质在一定量上影响乃至制约着刑事司法，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法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人，而是一个经验人，因而势必会遭到其本身的人格和素质原因的影响。法官不是一部僵死的适用刑罚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因而，他适用刑罚的认识活动不可能不受其自己具备的性格特点、情绪、意志、风韵、历程与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政治信仰、世界观、生活观等一系列“肉体情况”与“精神情况”的影响。④就法官的业务素质而言，早在1983年，最高法院前院长江华同志就曾向中央呼吁，不要不考虑法院和司法的专业化需要，过多地将复员军人往法院里安置。他以四川等省为例说，四川1982年第四批由军队转业调进法院的干部中，有4个患精神病；重庆市中区法院去年（指1982年——引者注）分配来转业干部15人，三分之一是病残职员。在全四川法院干部中，政法院系的大专毕业生仅498人，占46%，而小学以下者占15%，其中还有相当数目是文盲和半文盲，云南也不乏这种事例。对这类职员，法院非同意不可，所谓“包袱大伙背”。①尽管这种情况目前有了肯定的改观，最高法院也曾在1990年提出了“七八九计划”；②1994年最高法院前院长任建新又提出：“2000年以前在审判职员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专业水平的基础上，提升干部学历层次；努力培养出一批高层次人才和专家型法官；普及职位培训，使之常常化、规范化。”③但，直至今，法院仍是各行业中外行人较为容易又想进入的一个机构。不必说具备法律专业文凭，甚至没受过任何法律练习、基本的法律知识的拥有也没的人可以担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④近年来法院接收的职员中，也发现了一些文盲、半文盲和瘸子，电话不可以接，文书不会写。正如某省一位高级法院院长所谈到的那样，在中国，司机可以当法官，开着开着车呢，第二天，转干了，成法官了。军队里的军官，还是初级军官，现役排长，复员了，转业了，到法院当法官，而且还可能当高级法官。一天法律没读的，跟法律一点儿都不沾边，一转呢，都来当法官。组织部长啦，政法委书记啦，根本跟法律没沾边，到你这儿干院长来了。所以，中国这个法官，素质需要提升，需要有一个集团性、群体性的提升，要将经验与智慧结合起来加以控制和把握。全世界范围里，没什么国家像咱们如此，没工人当法官，没转业军人当法官的。①
显然，法官的素质需要提升。而在法官的素质中，业务素质又是个基础。尽管《法官法》规定，法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就是拥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或者至少具备法律专业常识，但《法官法》推行以来的几年中，仍有为数不多的不符合这一条件的人进了法院，当了法官，甚至当了庭长、院长。为此，要切实提升法官的业务素质，需要坚决贯彻实行《法官法》对法官业务条件的需要并以此为依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选任，打造法官的任职资格规范，使一些真的上业务素质较高的优质人才充实到刑事司法特别是死刑司法中来，坚决禁止和杜绝业务素质低劣的人从事死刑司法工作。如此，大家在死刑司法中就或许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感性和冲动，从而在限制死刑的实质操作中就或许会有一个大的起色和大的进步。
在法官的意识中，第一得树立少杀慎杀的思想，努力降低死刑宣告。少杀慎杀是大家目前仍然坚持并一直作为指导死刑运用的一项至高无上的死刑思想。少判处死刑，不仅能够获得社会同情，有益于分化瓦解敌人，有益于争取教育罪犯的亲属子女，而且可以保留一批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还可以保留一批活证据，有益于持久深入地拓展同犯罪的斗争，适用死刑应当是慎之又慎。然而，让人忧虑的是，现阶段，大家的刑事法官特别是死刑司法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少杀慎杀提的少了，做的不多，个别地方和个别法官甚至提出，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对紧急犯罪要强调一个“狠”字，可杀可不杀的要坚决杀掉；在适用死刑时，又总是先考虑甚至只考虑适用死刑立即实行，只有当没办法适用死刑立即实行时，才退而求第二，考虑适用死缓等。②显然，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应当予以批判的。①
综观西方一些存置死刑的国家，死刑的宣告可谓是慎之又慎。如美国在死刑司法中，即需要法官和陪审团在作出死刑判决时不可以漏过任何一个疑点，就算这一怀疑是非理性的，只不过感情的、直觉的怀疑。德国著名学者麦克斯·赫兹伯格（Max Hirschberg）在60年前即持此看法。②美国有学者统计，在美国以杀人犯罪被起诉者当中，其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仅为6%—15%。③在实践中，美国还通过司法上诉审程序降低死刑之宣告，如在1972-1980年间，一审死刑判决在上诉审中被废弃改判率高达60%；即便在加大死刑适用的今天，其死刑上诉审的改判率也在30%—45%左右。④在日本，1989年因杀人被判处刑罚的共有764人，被宣告死刑的只有2人，宣告无期徒刑的也仅有8人。而在国内的台湾区域，死刑宣告率也不高，如在1989年因故意杀人既遂的402人中，只有14人被宣告死刑，1990年因杀人既遂被定罪判刑的共有462人，宣判死刑的只有19人；因打劫故意杀人被判刑的有64人，宣告死刑的只有24人，因掳人勒索被判刑的为144人，宣告死刑的只有6人。台湾学者觉得，法官在判处死刑时都会有心理重压的，都会经过一番审酌，直到找不出其活的原因才判他死刑。⑤但在国内内地，某年某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宣告死刑的比率则为48.99%。①显然，大家的刑事法官的观念急切需要更新，摒弃重刑观念和死刑万能思想，增加宽容心是观念更新的要紧内容。而真的树立起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切实坚持“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则是降低死刑宣告的思想基础和政策保证。
第二，刑事法官需要坚持死刑适用原则，努力限制死刑宣告。死刑司法官员在死刑运作过程中需要真的做到谦抑性、公正性和合目的性，死刑只有在罪刑均衡、体现公正和合乎目的的状况下才可作为最后的方法在迫不能已的状况下最后用。而从国内的死刑适用状况看，80年代初，死刑适用学会较严，适用数目较少，死刑的最后方法性体现的较好；其后，死刑的适用即伴随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恶性犯罪的上升而数目增多，有些审判机关甚至把宣告死刑的多少作为“严打”中严惩犯罪的一个标准，好像判的比以前少，就没贯彻严打方针，从而致使死刑宣告愈加多。②甚至有的一审法院在“严打”时只严不宽，担忧被扣上严打不力的帽子，违心地宣告了一些死刑。如某省某区域中院，在某年“严打”时宣告的死刑在二审时被改判、发还重审率高达43%。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透露，正是因为担忧地委一些领导同志说其打击不力，才把可杀不可杀的判处死刑。他们觉得，反正有二审把关呢，一审多宣告几个死刑也不重要，以后二审改判了，还不会被别人指责说打击不力。应当说，目前死刑宣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考虑得少了，重刑惩罪的东西太多了。③而从死刑的适用原则而言，大家觉得，只有在罪刑公正、犯罪人有极为紧急之罪的首要条件下，坚持目的性原则，不论从一般预防还是从特殊避免的角度，抑或从谦抑性的角度而言，都需要动用死刑的时候，死刑才能作为最后的方法予以用。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只对极少数非动用死刑这一极刑不可的才动用这种极刑。”①
最后，刑事法官得严格根据法律办事，努力排除外面干扰。应当承认，外面干扰是困绕死刑司法的一个要紧原因，加上法院在人、财、物很多方面又受制于很多的党政机关，公正执法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现行的死刑司法要真的做到限制死刑，非得创造条件，使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相对独立，少受或不受外面干扰，严格依法而不是依关系、依资金办事。只有如此，才可能摆脱感情用事的桎梏，进而采取理性司法。应当说，外面包含新闻报道既有其客观适当的一面，又有其主观失真的可能。法院办案，就要严格依法，而不可以受新闻舆论等外面原因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就不同。如在美国司法中假如出现了干扰案件正常进行和可能妨害司法公正的原因如新闻界的屡屡揭秘等现象时，为了防止、预防审判法官和陪审团受外面原因之干扰从而影响公正司法与裁判，法院就决定不再让大众媒体随便采访报道，或者移送其他法院审理，或者按某些程序秘密进行，或者隔离陪审团使之不受影响，或者隔离证人、告诫证人不要受媒体影响，或者将案件延期审理，等影响过去后再审理。②这一做法在执法环境不好的国内无疑是值得加以借鉴的。大家在刑事司法特别是关系到人之生死的死刑司法中应当拟定一些专门的审理规范，其中宜规定，“死刑案件在受外面原因干扰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时，应延期三个月或者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再予审理，直至这类干扰原因消失之时。”如此，可能大概使大家的死刑司法多少地与国内一贯遵循的少杀慎杀思想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相趋一致。
2、死刑司法讲解的近况及其展望
关于司法讲解和刑事司法的关系问题，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认识大相径庭。刑事古典学派以严格限制司法讲解而著称，如贝卡利亚指出，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断定公民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成文法律。刑事法官根本没讲解刑事法律的权利，由于他们不是立法者。①与刑事古典学派驳击法官的司法讲解的看法有所不同，刑事实证学派则倡导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对法律作出较为灵活的讲解。菲利指出，法律一直具备一定量的粗糙和不足，由于它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将来，不然就不可以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全部状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便常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司法机构的职责第一是遵循和适用成文法。由于大家一旦承认法官可以修改法律，那样就会失去所有些自由保证，个人的权力就成了无限的了。只有当对法官的能力和独立具备实质的保证时，大家才承认法官在一般法律准则之内并且在一种上级纪律机构管理之下的权力。②在这里，菲利觉得应当允许法官依据具体案件作出适使用方法律的司法讲解。边沁也倡导法官进行司法讲解。③英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哈特更是明确地指出：“法律（或宪法）就是法院所说的。”④
在大家看来，法律需要明确性，由于法律的明确性会促进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禁止法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即便是犯罪人也不应遭到不应有些惩罚，而法律的安全价值由此就会得到保障。但同时，法律并不是死文字，而是具备生命的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立法者一旦颁布了法律，法律便伴随时间的变化而渐渐地并愈加远地脱离立法者独立自主地存活下去，并渐渐地失去了立法者赋予它的某些性质，获得了另外一些性质。法律只有在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状况下才维持活力。①因此，为了把刑法条文的规定正确适用于具体的刑事案件，就需要通过司法讲解的形式较为具体地说明立法原意，只有如此，才能帮助司法职员正确理解法律精神，从而正确进行刑事司法。死刑司法亦不例外。从国内的状况来看，自1979年刑法颁行以来，司法讲解活动十分频繁并在刑法推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至在一定量上演变成准立法，以致于法院不是在适用刑法，而是在适用司法讲解。②但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司法讲解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是扩张讲解，即对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了比刑事立法之含义较为宽泛的讲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7 月24日《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分子的公告》规定：“大熊猫是十分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倒卖、走私一张大熊猫皮的，即应视为情节特别紧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一讲解马上死刑适用的条件放得过宽。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一司法讲解片面强调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程度，而忽略了对人的保护，这无疑宣布了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张熊猫皮。人与动物、人与财产，哪个要紧？应当说，人的价值要高于所有动物，高于财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更应当保护人，看重人的价值。在整个刑事立法和司法讲解过程中都要贯穿着对人的保护。③
二是任意讲解，即对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非严格的任意性讲解，从而使死刑适用的规范有所提升。如对偷窃罪，“两高”过去过去规定，个人偷窃公私财物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应依法判处死刑，这一讲解显然有悖于刑事立法的精神，系机械地用肯定数额作为判处死刑的条件，显与法与理均有距离，不应当实行。①
三是模糊讲解，即对刑事立法中所规定的较为原则的死刑条件在讲解中也不甚明确，同样不具备较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如“两高”于1992年12月11日作出的《关于实行〈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即规定：“绑架妇女、儿童罪中的‘情节特别紧急’，主如果指绑架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最重要分子情节特别紧急的；绑架方法极其残忍、恶劣的；导致被害人或者其家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紧急后果情节特别紧急的；绑架妇女、儿童多人具备很大社会风险性的，等等。”②此处的司法讲解即与刑事立法的规定一样具备模糊性，同样不好操作。
基于此，大家倡导，在死刑条件的司法讲解中，应当坚持限制讲解，禁止扩张讲解；坚持严格讲解，排斥任意讲解；坚持明确讲解，防止模糊讲解。正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所言，当法律条文有多种涵义时，法官需要做出与法律条文含义最相符合的讲解，即刑法讲解需要受特有些刑法目的制约，做出合适法条的严密讲解。③
3、死刑核准的近况及其展望
79刑法规定的“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体现了少杀慎杀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思想。但遗憾的是，79刑法尚未正式实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即于1979年11月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强奸、打劫、放火等紧急风险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①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18日在《关于对几类现行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若干具体规定的公告》中规定：“依据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令第10号公告，在1980年内，从1月1日起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起诉的现行杀人、打劫、强奸等犯有紧急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本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如此，79刑法第43条关于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的规定，自始都未被实质实行，各高级人民法院自始即行使着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同时也在事实上使二审程序和死刑核准程序合二为一。
其后，1981年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第1条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打劫、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施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与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仅仅只对反革命罪和贪污罪等行使死刑核准权。后来，为了将这一限时特别法的规定延续下去，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修改《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打劫、爆炸与其他紧急风险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依据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7日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公告》，规定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案件外，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紧急经济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对杀人、强奸、打劫、爆炸与其他紧急风险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分别发出公告，决定依法授权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云南和广东的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1996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公告，依法授权广西、四川、甘肃三省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对各自的毒品犯罪的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1996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与此相适应，现行刑法第48条也明确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说明，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讲，国内的死刑核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学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刑法修订实行之前的199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公告》，其中规定：“自1997年十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推行之日起，除本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外，各地对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害处国家安全罪，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判处死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二审或复核赞同后，仍应报本院核准。对刑法分则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第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本院判决的和涉外的除外）的核准权，本院依据《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但涉港台死刑案件在一审宣判前仍须报本院内核。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已获得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外，其他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二审或复核赞同后，仍应报本院核准。”如此，现行刑法中“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规定即被司法讲解一脚踢开，各高级法院仍然行使着绝大多数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死刑核准的法典规定形同虚设。①基于此，大家强烈建议，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
4、死刑实行方法的近况及其展望
一个人由于犯罪让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的结果。但哪个有权决定死刑实行的方法，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使用枪决或者注射等办法实行。”1996年3月国内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作出的这一新规定，不只标志着国内死刑文明程度的提升，也表明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愈加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依据这一规定，注射和枪决都是国内死刑实行的法定方法，枪决不再是当然优先选择的行刑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行〈中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讲解》第345条同时还规定："使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办法实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一规定表明，只有在国内法律明文规定的两种死刑实行以外选择其他办法的，才应当事先得到批准。在司法实践中不少人倡导，死刑犯可以提出选择注射实行的申请，但最后是以枪决还是注射的方法实行，应由实行机关来决定。②大家觉得，由实行机关来依据被处决者的申请最后决定实行死刑方法的做法，事实上是将一个人选择死的方法的权利转移到了实行机关。
从现有些法律和有关规定看，没死刑实行方法由实行机关决定的规定。根据国家机关行为需要拥有法律依据的道理，前述做法，至少是一种没法律依据的行为。鉴于此，大家倡导，既然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实行方法上的这一新规定体现文明、进步和尊重人权的精神，在实行方法的选择上，实行机关就应当遵守法律精神，不可以剥夺死刑犯选择实行方法的权利。在生与死面前，死刑犯因其本身的紧急犯罪已经没选择的权利，但他却应当有选择死亡方法的权利。面临处死的时候，死刑犯应当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方法范围中选择死的方法。在两种死刑实行方法都已存在的区域，应当由被处决者本人来决定。假如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提出了注射实行死刑的申请，只须没有法律禁止或者实行技术本身不允许的情形，就应当依据申请实行。①
可以相信，伴随司法的进化和文明，注射实行死刑的方法势必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但愿它能给国内法律文明的进步和保障罪犯合法权益带来佳音，而不是给某些机关增添特权。




①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76.
① 如某地一公安局长作恶多端，奸人之妻，被其所奸的一名妇女不甘受辱，与老公合谋，将该局长杀死，并予以肢解。案发后，一审法院以“肢解杀人”为由，判处二被告人死刑，立即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当地70余名人大代表联名需要司法机关改判二被告人的死刑判决，并觉得死者纯系咎由自取，即便该市的市委书记也觉得不应付被告人判处死刑。此案即系因为法官僵硬地死扣法律条文和司法讲解的内容而不去考虑社会成效和社会干扰教条判案的结果。
② “非人格化”觉得，法官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具备充分的意志自由，可以公正地断定事实与适使用方法律，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法官形象，古典主义的法官即具备“非人格化”的特点；“人格化”则觉得，法官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因而法官也势必带有鲜明的个人的人格特点，从而势必使法官现实化，实证主义的法官即具备“人格化”的特点；“理性说”觉得，司法是人的理性的表现，人的理性决定着司法；“非理性说”则觉得，司法由非理性所决定，甚至觉得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与其他非理性的原因所决定。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511页。
③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办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0.
④ 周振想.刑罚适用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14.
① 江华司法文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307—308.
② 所谓“七八九计划”，即是指到1997年底，法院干部大专文化层的占全员的70%，审判职员大专以上文化的占80%，法院领导大专以上文化的达到90%。
③ 人民法院报.1994年5月26日，第1版。
④ 贺卫方.通过司法达成社会正义[J]，载夏勇.走向权利的年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28.
① 贺卫方.通过司法达成社会正义[J]，载夏勇.走向权利的年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40—241.
②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82.
① 而这种认识和做法又致使司法实践中杀人太多，如江西黄涛黑社会性质一案，一审法院仅判处死刑立即实行的就达12人，一案而杀十数人，无论怎么样都不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再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天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3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实行死刑31人。而国内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假如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国内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② Michael L.Radelet,Hugo Adam Bedau & Constance E.Putnam,"In Spite of Innocence:Erroneous Convictions in Capital Cases",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Prometheus Books,1995,P148.
③ Baldus,et.al,"Arbitrariness and Discrimini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A Challenge to State Supreme Courts",Stekon Law Review 15,PP133-261.
④ Mark Tushnet,the Death Penalty,Facts On File,1994,P121.
⑤ 许春金等.死刑存废之探讨[M].台湾：台湾冠顺印刷事业公司,1996.164.
① 胡云腾.死刑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14页。
②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53—254.
③ 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里共有1625人被实行死刑，其中在内地被实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而同期美国仅实行死刑68人，日本为6人，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① 高铭暄.论国内刑法改革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掌握刑法学研究会1996年年会论文。
② 于秀艳.美国的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关系[J],北京：人民司法，1998，（9）：57.
①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2—13.
②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125—126.
③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30.
④ （英）哈特.法律的定义[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0.
①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31—532.
②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40.
③ 李云龙,沈德咏.死刑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7.
①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461.
② 马克昌，杨春洗等.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1111.
③ （日）中山研1、刑法的基本思想[M],姜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37.
① 马克昌，杨春洗等.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899.
①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讲解，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罪案只有第一章风险国家安全罪中的7种死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15种死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2种死罪和毒品犯罪的1种死罪（已获得授权对毒品犯罪核准死刑的除外），共计25种，占68种死罪的36.8%；而由各高级法院行使核准权的死刑罪种为43种，占死罪总数的63.2%。
② 京华时报.2001年12月7日，第1版。
① 死刑实行方法的话题，使人可以联想到国内封建专制社会死刑实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有的死刑犯家属在亲人被处斩的前夕，会通过贿赂的方法需要刽子手刀下留情，不将被处决者的头颅全部砍断，以保留亲人的全尸。仔细剖析，死刑犯家属的这一需要，无非体现了期望亲人死得"体面"一点的心愿，事实上，这也是人类追求文明死亡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