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哲学的一点比较
西方哲学也有我们的传统，这就是理性主义。西方哲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理性动物。”所谓“理性”，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定义，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进而演变为认识能力，当今大家称之为“智能”。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大家讨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时，不可以不和理性主义联系起来。这是有道理的。
西方也有另一种传统，这就是“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17、18世纪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休谟等人，常见关心、看重人的情感问题，并把情感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后来的叔本华等人甚至把情感尤其是“同情”视为道德的一同基础。这一传统同理性主义传统好像是“相背而行”的，但事实上是相辅而行的。直到康德出来，为“认知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划了界限，才使争论的问题有一“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是开始了新的争论。
第一，康德本人虽然提出了“道德情感”的问题，但因为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情感与理性相离别的传统，使他在打造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即道德形上学时，又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理性以外，觉得“道德情感”只不过心理的、经验的，不可以成为道德形上学的基础。
第二，从康德到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和分化，其中，现代剖析哲学批判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却提出了“情感主义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一方面觉得，伦理道德是由人的情感所决定；其次又觉得，情感是纯粹私人的、主观的，因而伦理道德也是主观的，没一同的价值标准。现在，这种理论之所以遭到批评，就由于它否定了伦理道德的常见性。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儒家哲学从刚开始就从人的存在问题入手，赋予情感以特殊的意义，居于要紧地位。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在儒家看来，人第一是情感的存在，就是说，人是有情感的动物，用目前的语言来表述，情感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法或存在样式。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第一要从这里寻求解决。这当然不是说情感是惟一的，人除去情感，再也没别的，而是说，人就其为人而言，第一是情感的存在，情感具备内在性，直接性，而且对于人的其它活动具备要紧影响和用途，甚至起核心用途。
儒家开创者孔子，就非常看重人的情感活动，在他看来，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就是“真情实感”。所谓“真情”，就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掩饰和伪装的真实情感；所谓“实感”，就是实有所感、真实存在的，不是虚幻的或凭空想象的。这里涉及到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问题。大家常说，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是神形（即心身）合一论，从孔子的“真情实感说”就能看出这一点。“真情”需要是有“实感”的真情，“实感”需要是有“真情”的实感，“真情”和“实感”是不可以分开的。只有“真情”与“实感”统一块儿，合而为一，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人。人第一是真实的存在，但无生命的存在物也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一层次上，人与万物是一样的；第二，人是有生命的存在，但所有有生命之物也都是有生命的存在，在这一层次上，人与有生命之物也是一样的；最后，人要成为真实的人的存在，这就需要有人的“真实情感”，这种“真实情感”是人所本有些。人的形体存在是时空中的存在，人的情感活动是非时空的，超时空的，但因为它同时空中的形体存在不可分，因此，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有内容的，不是空洞的形式。
这是孔子和孔子未来的儒家对情感的基本怎么看。儒家未能打造纯理论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形式化美学，缘由就在这里；但，儒家一直关注人的“存在”问题，由此出发打造人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这又是很难得而又可贵的。
2、孝出于真情实感
孔子论情感，第一是从爸爸妈妈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开始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孝”。孔子本人是孝子，这不必说（孔子爸爸早亡，是他的妈妈将他抚培养人，他对他的妈妈很孝顺）；作为思想家与哲学家的孔子，是从情感的角度看待“孝”的，就是说，“孝”第一被看成是人的最基本的真实情感，也是最本真的自然情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为仁之本”就是“为人之本”，由于“仁者人也”（孟子语，关于“仁”，将来还要讨论）。子女对爸爸妈妈要“孝”，弟弟对兄长要“弟”（即“悌”），这种情感就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样式。有人说，动物也有母子之“爱”，有母子之“情”，这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所以，孔子的思想说不上什么伟大，充其量不过是打造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族伦理。
很好，动物确实有“母爱”，有母子之“情”，过去被觉得是动物的“本能”，没任何意识，但目前看来，动物不只有情感，而且有思维（高级动物），有语言，有社会；人与动物本来就是是自然界中同一个“大伙族”中的不同族系，因而有一同的一面。不只这样，现代科学家的试验表明，人与某些动物可以交流情感，交流信息，甚至交流语言。孔子即便指出人和动物一同的一面，也未必有损于人类的尊严，也说不上把人类降到动物的水平；更何况，孔子所说的“孝”，作为一种情感，虽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表目前行动上，不仅仅是尽其赡养爸爸妈妈之责，更要紧的是，要有“敬爱”之心，这种“敬”的情感，当然是动物所没、所缺少的。孔子说过，假如对爸爸妈妈之情只表目前能“养”，即只供给其生活资料，那样，这种事犬、马等家畜也能做到，那还叫什么“孝”？“孝”的非常重要的涵义是“敬”，即尊敬爸爸妈妈。这不止是报答爸爸妈妈的生育和养育之恩，而且包涵着对爸爸妈妈一生勤劳、无私奉献、生活历程等人格力量的尊敬，包涵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不仅仅是简单的血缘关系。大家用血缘关系讲解“孝”这种最基本的情感，固然指出了人的生物性一面，基础性一面，但却忽视了另一面，即精神性一面，这精神性的一面，对人的存在而言是至关要紧的。
儒家觉得“孝”出于“真情实感”，这是对人的情感存在的一种最基本的一定。人作为生命存在，第一是从情感活动开始的，婴儿初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就是情感活动的萌芽，也是生命的诞生。婴儿出生后，第一接触到的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的情感活动第一是在同爸爸妈妈兄弟的接触与交流中发生的，这个时候，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都表现出来，其中，最基本的情感便是对爸爸妈妈的爱，由此便有所谓“孝”。婴儿时期的情感是最真实、最纯朴、最丰富的，当他还没掌握说话，即运用语言表达需要和想法时，情感活动已经表达出来了，可称之为情感语言。中国的很多哲学家，都非常看重对婴儿的察看，从中发现并提出很多要紧的哲学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道家老子用婴儿比喻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道”的境界，提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等哲学命题，[2] 把婴儿同“无极”、“朴”等相比较，还提出人要好似婴儿那样生活，这显然是指人的存在状况而言的。儒家孟子也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 赤子之心即婴儿之心，是最纯真最可贵的，“赤子之心”既包涵赤子之情，且主如果指情感而言的。假如说，老子看重婴儿的“无知无欲”的纯真无邪状况即自然状况；那样，孟子更看重婴儿同样自然纯真无邪的对于爸爸妈妈的爱，“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4] 由孩提之爱，便有对爸爸妈妈的“孝”，因此“孝”不止是“真情实感”，而且是人的情感存在的基本状况。
这一点还可以从孔子的有关论述得到进一步证明。《论语》中有孔子同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对孔子说，他的家乡有“直躬者”，即直道而行之人，他的爸爸偷了羊，他能去告发（“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说，大家家乡的“直躬者”与你所说的“直躬者”不同，爸爸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爸爸隐瞒（“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 爸爸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爸爸隐瞒，父子互相隐瞒，如何就是“直在其中”呢？这说明孔子与叶公对“直”的怎么看不同，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假如从“事实”判断考虑，爸爸偷羊是“事实”，儿子告发就是揭露和证明这一“事实”，当然是“直”，这正是叶公的立场。孔子则是从“真情实感”出发考虑问题的，在他看来，儿子对爸爸的真实情感远远超出偷羊这件“事实”本身，也超出了告发和证明爸爸偷羊这种行为，虽然隐瞒了“事实”，其中却有“直”在。孔子所理解的“直”，显然是指作为儿子内心不可隐瞒的真实情感，并非对偷羊这件“事实”的指证。孔子决不会否定偷羊这件“事实”，恰恰相反，他正要通过偷羊这件“事实”本身，说明情感的真实性和重要程度，说明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就是情感的存在。
从这里非常可能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所谓“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情”的问题。其实，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情”有“情理”，“法”有“法理”，假如当二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叶公选择了“法”，而孔子选择了“情”。在这里，确实出现了“自由”的问题。孔子并不像现代存在主义者那样，倡导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便是选择的自由，但有一点是相近或相同的，这就是人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在“情”与“法”的冲突中，孔子选择了“情”，他当然是负责的，正如朱熹注中所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6] 从这里并不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孔子是反对法治的。从历史角度而言，孔子年代是比较自由的，譬如在“情”与“法”之间可以选择，不像后来的专制社会，忠孝不可以“两全”时，只能有一种“选择”，不可以有两种选择。总之，孔子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情”与“法”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自由选择”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存在问题，而不是社会规范问题。无论怎么样，对于父子之情这种人类的特殊情感，决不可以视若无有。
假如说，孔子并没直接回答“孝”与“法”的冲突问题，那样，作为孔子思想继承人的孟子，通过对传闻中的历史人物的评价，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孟子是“言必称尧舜”的，舜是传闻中的大圣人，也是一个大孝子，孟子对于舜的孝行的称颂，远远超出了他对舜的治绩的称颂，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孟子》中有一段记载说：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7]
舜是理想中的天子，皋陶是理想中执法大师，瞽瞍是舜的爸爸，但一个非常不好的爸爸，放纵舜的弟弟象万般刁难和陷害过舜，而舜又是大孝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瞽瞍假如杀了人，该如何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更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在孟子看来，瞽瞍既然有杀人罪，就只有将它逮捕，这真是“罪有应得”、无可怎么样了。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舜作为天子，具备无上权力，难道就不禁止皋陶逮捕我们的爸爸吗？孟子的回答是不可以。理由是皋陶如此做，是有充分依据的，他所实行的法，是有所传授的，不是私人授与的，更不是为私人办事的。他同意了这个职责，就应当如此做，有哪些理由去禁止呢?那样，舜难道眼看着我们的爸爸被抓起来治罪而没方法吗？方法是有些，就是不当这个天子了。在孟子看来，为天子而有天下，算不了什么，天下对于舜，就像破鞋子一样可以扔掉(孟子在别处也说过类似的话，譬如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8] 不当天子之后，他可以偷偷地背负着爸爸逃走，沿海边住下来，终其生享受天伦之乐，忘掉做天子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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