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现代常识分子……从世界各地收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借助所有类型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这简直就是欺诈或自欺。”[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1919年）


这真是一个“来不及学习”的年代。随着着数字科技的高速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数不清的新生事物、新生定义有如走马灯一般，在大众传媒的竞相炒作中一跃成为最火爆的时髦，然后在大家还没有弄懂其具体内涵和意义所指时，又骤然消逝于不见踪影，叫人无从寻迹。这或许是“大众文化”（匿名权威）向“分众文化”（没时髦）过渡时期中的一大特有景观吧[2]。这不，又一个新的名词正成为高高在上的最新时髦——“常识经济”披着神话般的装束，泰然享受着万人的瞻仰。而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应时推出的新著《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常识经济》也立即变成各大书店柜头中最畅销的新书，三个月内连印五次，十数万册顷刻脱销。

想想也难怪，“常识经济”这个新词就字面上已经是太美好了，别说国内的一般百姓为之欢呼激励，就连一向最具深思与批判精神的常识分子闻之也由衷地欣然雀跃。当了几千年的“穷秀才”，解放后又历程了几十年精神变物质的“穷过渡”，很不容易改革后终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想到到头来居然还是那干“痞子流氓”与不学无术的歌星影星、足球明星先“灿烂”了起来。不少常识分子被逼下海，扔掉仁义礼信而硬去习练一身的“匪气”与“霸道”，这其中掺和了多少荒唐的无奈感与辛酸之泪。目前总算好了，年代进步了，常识终于可以化为经济了，严肃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终于可以得到应有些尊重与回报了。“常识经济”这个被叫做“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的新生定义轻松地催发出潜伏在常识分子潜意识中的“柏拉图情结”——关于理想国的千年古梦（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精英的地位完全可以与政治精英媲美），无疑已经变成了常识分子耳中来自救世主的仙籁，成为常识分子新世纪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倚靠。

然而笔者恰好尚年轻气盛了些，也不是“不求甚解”学派，总感觉天上不会随意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悬空出世的“常识经济”也不大象是老天因怜见常识分子而灵机一动的新馈赐。那样在大家将它奉为又一个救世主而顶礼膜拜前是不是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极富魔力的名词到底是从那里来的？它的真的内涵又是什么？常识又到底是如何转化为经济的呢？我想只有先弄了解其到底是何方神圣，然后再欢呼雀跃、宣誓效忠也不迟。不要待到又一次烟消云散了无痕时，才发现原来竟又是一套“古今最要命的、最诱惑销魂人的谎言”（尼采语）。


◎何为常识？

到底何为常识？要弄了解常识经济的来龙去脉，好像这是跳不过去的一环。吴季松先生在其新著中也专门辟出了一节来解答此问，他觉得常识就是了解（Know）“6个W、1个Q”，即“时间”（When）、“地址”（Where）、“人物”（Who）、“内容”（What）、“缘由”（Why）、“方法”（How）与“数目”（Quantity）[3]。对这一颇似记叙文写作要点的答案，我总感觉着实有的问题，假如大家学常识的过程就是了解无数个如此的“6个W”和“1个Q”，那我想大家的学校更应该被叫做报馆才对。这“6个W”和“1个Q”合起来充其量只能算构成一条信息，而不是常识。我了解以我现在的学识，是不够资格来为“常识”下概念的，但为说明常识与信息二者有什么区别，特冒昧地将前人的论述加以我的理解记述于此：常识是用科学的办法（即剖析、抽象和总结的办法），在特定的、被考察的现实的范围，从无数条凌乱不堪的信息中引导出普通的、典型的、常见的，可持续的成体系的有意义的规律的讲解。信息可以靠告知而获得，而常识只有通过考虑才能理解、同意。假如大家的教科书是用来记载由“6个W”和“1个Q”所组成的那种“常识”的话，那样恐怕老图书馆保存着的重达几十公斤、比人还高的合订的《新民晚报》将会是最好的现代史教程。汪丁丁先生曾明确地指出，“信息并非‘常识’，信息只不过包括可能被了解的常识。当大家说大家拥有某项信息时，大家无非是在说大家已经提取出了那项信息所包括的常识。”[4]

在此论断上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信息与常识也不可以简单地化约为全集与子集的关系，常识并不是完全地包容在“信息”定义中。罗素过去将一个人所能具备的常识划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常识；其二为通过别的人间接体验所得的常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常识。[5]盖此善言大家不费力地便能将信息与常识的范围界定开：信息这一定义至多只能包容罗素所讲的第二类常识，只有这种常识是通过信息的交互流通来获得的。假如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到今天为止的信息学可以将人“顿悟”所得的常识，或称“意识流”瞬间捕捉并破译，再化作为可交流的“信息”吧！这样来看，常识与信息根本是两个完全有着不同范围与不同涵义的定义。

将“常识”的定义与“信息”故意混淆和等同起来的做法倒不是吴季松先生的创举，早在八十年代初美国将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畅销书《大趋势》中向大家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进步的“大趋势”时，就曾这样描述即将来临的“新的经济秩序”：“大家不久就会以很多生产汽车的方法很多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大家将常识生产系统化了，并扩大了大家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大家不久就会很多生产常识，并且这类常识是大家经济的驱动力。”在以上所引句子中，大家注意到“信息”已成为“常识”的近义词，在行文过程中索性完全地将它等同起来，好像二者之间没有要紧有什么区别，而且大家从这类文字中还要到了“常识”正在被“很多生产”的印象。奈斯比特迫不及待地试图用“常识价值理论来取代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他预言“在信息社会，价值是由常识提高的”。由此他得出如此的结论：常识在不久的以后注定要成为大家经济生活的主要商品（或服务）。[6]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信息与常识从来就有着本质涵义上有什么区别，奈斯比特那些堂皇词藻背后的立论基础恰恰是混乱得非常。根据“信息论之父”申农概念的“信息”定义，当一个察看主体面对着被察看的客体的最多的可能状况时，或者，一个接收到的信号包括最大的完全随机的噪声时，客体或信号所包括的信息也就最大。可见，在申农这里的“信息”一词，其只不过作为通讯交换的纯数目单位。对于信息学家而言，他关心的是怎么样在单位时间内传输愈加多的信息，而不管传输的是事实、判断，还是肤浅的俗话、深刻的学说。信息的计量与传输的内容根本无关，至理名言同淫词秽语一样都能成为被传输的信息，难道大家还要在学校里开设一节“淫言秽语”课来学习这方面的“常识”吗？又如从外太空来的“3-k微波”明显地是一种结构或信息，但大家现在仍不可以破译其涵义，对于大家不了解的东西，如何能说是“常识”呢？常识本是人类的智慧努力的成就与结晶，其和个人意识的创造并与思维的水平密切有关，我也实在不知道它同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汽车有什么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是比喻性的。假如常识也可以被批量“制造”、“生产”出来，并成为一种“产品”在市场上流通，那样我想作为客户的大家应该“购买”哪个生产的“常识”呢？是购买“价格实惠”的呢，还是买“售后服务好”的那一种呢？

不幸的是，吴季松先生不经思索地从奈斯比特处“批发”来“常识即信息”的立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商资源的占有、配置，常识的生产、分配、用（消费）为非常重要原因的经济年代”的结论。或许吴先生自己也有的为其得出的这个古怪的结论而拿捏不准，于是他接着立刻写道“从这个定义的形成也可以看出，先是政治家的敏锐，后是学者的探索，再是记者的宣传，后是科学家的研究，直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正式使用，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可以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定义。”[7]经过了这么一大段文字的“壮胆”，吴先生终于一定地宣布：“常识经济”虽然在分类学上有的问题，但确确实实已经到来了！[8]

好像大家可以将吴季松笔下的“常识经济”看成是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定义稍加包装后的“新瓶旧酒”。不过奈斯比特那空洞无物的“信息经济”尽管迎合了当时不少欲摆脱经济低谷的商界及政治家这类体制既得利益者们的需要，但早已经遭到了很多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猛烈批判。避而不谈具体问题（譬如就业、福利等），而只管用无关痛痒的时髦词句所涂抹出的将来艳丽图景去填充大众头脑的空隙，这种做法的确可以使政治家暂时摆脱很多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带来的窘境与使得一些商大家继续大发其财，但其对于实质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却是毫无益处，甚至还是极为有害的。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按将来主义者和他们的守旧主义门徒的说法，信息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寿终正寝，这种变化这样巨大且不可防止，就像是人没办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大家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根据信息经济过于简单化的公式，大家几乎可以相信，不久大家就能以塑料软盘为食，行走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9]显然，吴季松先生也不甘心自己精心描绘的“常识经济”图景，只不过原来奈氏那个大而无当的“信息经济”的翻版。于是，他在概念“常识经济”时，或者说将“常识经济”这一新的时髦词语移植入中国语境时[10]，又刻意地添加了迎合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笔……


◎哪个是常识分子？

虽然“常识经济”在大众传媒与“专家”们卖力地宣传下正大红大紫，但要确切地为其作出准确概念和具体讲解却并不是易事。吴季松在谈到“常识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不能不东拉西扯，从布热津斯基笔下的“电子技术年代”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从托夫勒的“超工业经济”、奈斯比特的“信息经济”再到福莱斯特的“高技术经济”；从他一个人提出的“智商经济”（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到前不久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常识经济”的说法，这一大串眼花缭乱的抽象名词的确可以随便地将非专业读者蒙得晕头转向，只剩下唯唯喏喏的份。然后吴季松在借用奈斯比特描绘“信息经济”的词句上再加上一道神来之笔——“简而言之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11]的论述，以此作为那个即将来临的21世纪“常识经济”的年代的具体内涵所指。看来，“常识经济”一到了中国，立刻飞速地当地化，成为了现在国内意识形态主流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述的名副其实的西洋版。

假如“常识经济”果如吴季松所言就是大家的治国方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倒也是一桩幸事，至少它算是脱下了神话般的外套，开始现出原形了。[12]至此，许很多多对“常识经济”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常识分子可以回复平时心态了——“常识经济”并不是新的救世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立论基础是与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思路一脉相承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因此尽管在这所谓的“常识经济”年代，常识分子恐怕离附在“皮”上的一层“毛”的处境并不非常远。

事实上，我发现昔日过去时尚过一阵的“专家治国论”倒正在死灰复燃，借着粉墨亮相的“常识经济”第三还魂，梅开二度。在时下分工愈加细、专业化程度愈加高的市场社会里，在工业理性精神导向下，所有社会问题都被统统化约为专业技术问题，于是一种寄居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便直上青云，大受青睐。对于目前社会上日益增多的技术专家们，许纪霖先生曾深有洞见指出那是常识分子被文化工业的产品逻辑与科技理性的发达而吞噬异化后的产物。“这类担负着社会重大责任的技术专家，在专业范围堪称权威，但只须越出雷池一步，便会看上去惊人的茫然无知。他们沉醉于琐碎的技术或事务处置之中，不关心价值、意义、规范等符号系统的重建，人文气息日益稀薄，超越性考虑荡然无存，在理性系统世界里只不过一个非人格化的既定角色而已。”[13]依赖这类剥离个性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以完全工具理性化的方法去治理社会，其结果只能导致一种形式合理但实质不适当的局面。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讲，如此的社会就是一只“铁的牢笼”，在此意义上他坚决断言“专家在今天可被觉得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为预言家的附庸。”[14]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过去针对当时时尚西方的“专家治国论”深恶痛绝地指出：“晚近西方技术专家根本不可以胜任他的17世纪的拥戴者们派给他的恺撒这个角色。”[15]然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常识经济”年代好像仍仅需如此的专家型“常识分子”，而具备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业余型”常识分子却还是不名一文。

通过吴季松先生为“常识经济”年代定制的理想的“人才选拔标准”，大家依稀窥见了作者悉心勾画出的21世纪“常识分子”的大体风采：1、高等数学（一些基本定义，比如微分方程）；2、在R&D[16]某一范围中的实践（至少5年）；3、计算机的入门知识（比如：关于算法语言的基本定义）；4、现代管理办法（比如：应用系统剖析，矩阵管理法）；5、外语常识（阅读英语的能力对R&D范围的任何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6、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尤其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17]总算作者还没忘记将经过其特定框选的“社会科学”放在了“标准”的最末尾，但关于人文社科范围的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的知识常识却只字不提，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常识分子早已经被排斥在吴季松精心构架的新型“常识分子”范围以外了。黄平先生过去把像这般地将常识分子吸纳改导致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的过程称之为“常识分子的非常识分子化”。[18]而依我看来，如此的“常识分子”事实上犹如古时候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充当相应年代的主要劳动力而已。不信就看看作者我们的话语：“常识分子在高技术企业中从事常识性的劳动，工人也常识化从事同种性质的劳动”。[19]这句话除去行文逻辑上有的语病以外，基本的意思倒还是不难理解的。

哪个是常识分子，这个问题看来的确值得好好琢磨。数月前刚辞世的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曾为常识分子作过如下概念：常识分子是那样一些思想家，他们将自己放在人、人类、人民等地方上，是认可于常见价值的一个主体，针对社会每个人发言。[20]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鲍曼也指出，“成为一个常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某人对自己专业或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注，进而参与真理、判断、年代品位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21]而常识分子研究权威爱德华·希尔斯则表示道，常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常见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有兴趣，而且试图作着我们的解答。综上可见，常识分子需要要具备一种公共的关怀，因而需要是“公共的常识分子”（相对于那种“专业的常识分子”而言，也有称“业余的常识分子”）。

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就“业余者”与“专业者”做过一个剖析比较：“假如以心智的性质或活动的本质，而不是以社会活动来判断，‘业余者’并不比‘专业者’更称不上常识分子。在现代的社会里，‘专业者’为数愈多时，‘业余者’就相对降低。”[22]而美国当代思想家萨伊德在其新著《常识分子论》（1994年）中更进一步地批评了现代所谓的“专业常识分子”。萨伊德觉得“常识分子是具备能力‘向’（to）公众与‘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看法、态度、哲学或建议的个人”。其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业余性”（amateurism），真的的常识分子“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不过为了喜欢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类喜欢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考虑一个行业的限制而爱好更多的观念和价值”。所以真的的常识分子都是公共的、业余的。业余常识分子第一是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是来自兴趣、常见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且常识分子永远是具备批判性的，是“对势力说真话的人”。专业的常识分子遵从于常识体制，从来不具备背叛的反抗精神，甚至将常识作为稻梁谋。[23]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也曾反复地强调常识分子需要拥有一种“批判性话语文化”，并觉得那是常识分子得以存在的文化背景。[24]黄平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所谓的技术专家早已丧失了这种批判性的话语，“技术的一个内在特征，就是把人（技术性常识群体）练习得稳重、精细、守旧，从而使他们的工作总是更具备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25]因此技术专家所能具备的只不过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他们忠实地恪守于某一狭小的技术框架内。

除去上述对常识分子规范层面的概念以外，赵毅衡先生还过去在经验的层面上，通过对“常识分子”一词词源上的考察，指出这个本世纪初社会学所打造的定义，来自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关心文化价值并具备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的那部分人。具体就是指人文学科的参与者（比如哲学、历史、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与一部分国内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但并不包含法律、经济等社会实质运行的参与者（律师、大夫、经济师等西方称“职业人士”），更不包含科技工作者。[26]

可见，无论从现实的还是历史的角度来讲，那种缺少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技术专家都是根本没资格拥有常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吴季松博士重新命名常识分子的“壮举”看来是缺少任何常识上的合法性资源与学理依据的，若非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急性创造，这番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之勇气倒也应该“可嘉”了[27]。

以一种由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常识体制生产的专业的常识、技术化的常识来替代原先批判性的、公共性的常识，用恪守于专业范围内的技术专家来全盘替代传统的公共的常识分子，这才是粉饰一新后的“专家治国论”——“常识经济”的真实使命所在。由是观之，吴季松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的颇为振奋人心的论断，诸如“拥有更多常识的人获得高报酬的工作增多”、“创办企业可以是博士论文”、“在常识经济的社会中，有常识就是内行”、“常识经济社会是常识化的社会，在常识化的社会中常识当然遭到尊重”[28]等等，对于从事严肃的人文思潮与社会科学研究与批评的常识分子来讲，无非只不过又多了些花花绿绿的“空头支票”罢了。

事实上，“哪个是常识分子”与“何为常识”一样，在问题的背后具备着复杂的内涵与脉络，几乎非常难作一个笼统的概念式回答。而对于吴季松博士在20世纪末开出的答题，我想东方自孔子始，西方自苏格拉底始的千百位过去为人类进步写下过不朽篇章的伟大先哲们如若地下有知——21世纪他们统统将被开除“常识分子”之籍，恐怕都将气歪了我们的胡子。无怪乎利奥塔老先生要摇头叹息在当代“常识分子已经死亡”！

我相信真的的常识分子并不会由于失去那个虚妄的“常识经济”而深深介怀，他们坚守着人类的常识和精神的家园，承担着社会公正的仲裁者、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与常识一同体的立法者与一同体常识的阐释者的角色[29]。千百年来，无数的常识分子合力为人类创建出了一个了可惊可叹、博大壮观的“世界3”（卡尔·波普语），这份功绩是其他人都抹煞不去的。而在时下这个资本主义功利效率原则盲目扩张、科技主义肆意横行的社会里，常识分子更是在为平衡韦伯所担心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而默默奉献着我们的绵薄之力。从事严肃的思想、学术研究与公共的文化、社会批判，一向是常识分子达成职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生活渠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蔡元培先生于北大二十五周年庆典上的题辞一语道出了常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与职责。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尝言：“常识分子作为常识分子，本来就具备特殊而奇异的需要——希求不可名状，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社会规范。”[30]“形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身居半室而欲以广厦万间蔽天下寒士”，这从来是常识分子的胸怀写照。即便陋室敝屣、种种物质上的匮乏，对于一个常识分子而言，都决计比不上失去精神的关怀和超越的需要来得要紧。在常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一直都是向往“自由漂游”（曼海姆语）的，那种笑面寒窗拍栏吟哦“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气度才是常识分子真我的风采。真的的常识分子说道：“假如学问成了洪荒中的孤岛，我愿乘最后一叶方舟前去。假如学问成了坟墓，我愿作寒夜的守灵人。魔鬼来点最后一个人文学者的名字，我开门答应——我在。”[31]


◎什么是常识经济？

“可持续进步”（Sustainable Development）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下，急于求成的资本家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着贪得无厌的掠夺，终于人类被迫面临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与紧急的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可怖一幕。二十世纪末的来自大自然的频频报复与渐渐枯竭的能量资源都迫使清醒的大家意识到，再不加任何手段和限制地任意进步经济、盲目追逐收益的话，“世界末日”将不会再是宗教故事中的某个古老传闻了。所谓的“可持续进步”就是指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风险的道路。目前“可持续进步”研究所面临的最大两项困境就是“动力问题”与“限制问题”。不可再生的能量资源，譬如石油、煤炭等的日益枯竭构成了紧急的动力危机；而厄尔尼诺现象、很多物种灭绝等等生态环境的衰竭与反常则成为了可持续进步需要满足的最大限制。

“可持续进步”作为一个严峻的全球性的重大课题而正式提出，无疑是极为实质而有意义的。然而，“可持续进步”这个严肃词语一到了某些大众传媒与“将来学家”口中，竟不清不楚地同现在的当红时髦——“常识经济”牵扯到了一块。假如我在小学炼就的概括课文（目前时尚叫“文本”）中心大意的技艺还不曾退化，这类传媒和学家大致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所有些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因此依靠短缺自然资源的工业经济是不可无限持续进步的经济；而“常识”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的“常识资源”（也有称“智商资源”、“人力资源”）是无限的，因此即将来临的“常识经济”是可持续进步的经济。经过这样一番的类比讲解，看起来倒挺象是有那样回事。既然理论逻辑已经顺理成章了，那样剩下的问题就是：“稀缺自然资源怎么样支持从依靠稀缺资源的工业经济可持续地进步到主要依靠智商资源的常识经济”[32]。吴季松先生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好像自己也感觉有的为难，是以一直到书末仍未对此问题作出任何正面的解答，只不过文中匆匆忙忙地交代一句：“怎么样合理借助现有些有限资源，顺利通过这一过渡时期，将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33]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这一“怎么样过渡”的课题转交给了“全人类”，至于作者自己嘛，可能是有更要紧、更新潮的课题等着他去研究罗！

当然，这类具体的问题“将来学家”们向来是不屑去研究的，回答这类问题会在很多存在争议的现实范围引起复杂的、让人不快的讨论。他们关注的一般是更宏大的、一下子就能引起公众瞩目的新生定义与以此作出新的预言。用华丽壮观的词藻、迎合时好的言语堆砌出将来的充满新期望的太平盛世，在大家的一片欢呼声中，好像所有现实的危机、问题都会在那一刹那间迎刃而解。《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常识经济》一书中所描绘的“常识经济”的种种美好图景已经成为很多人梦中的下一世纪的憧憬。什么“无污染并且取之不尽的常识资源可以供无穷多的人用”啦，“常识财富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但常识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啦，“常识经济社会是法律保障下诚实的社会”啦[34]……我真不了解在吴季松先生的那些振奋人心的高论背后，生活在“常识经济”年代消费“智商资源”、“人力资源”的人类，其最基本的需要怎么样满足——吃那些、穿什么、用什么？难道大家真的可以不向自然资源伸手，吃“塑料软盘”、穿“皇帝的新装”、睡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

看完那些梦幻般美妙的篇章后，假如你没立刻跟着“联合国的喇叭”狂欢庆祝，或者随同某些传媒七嘴八舌地商讨在目前“常识经济”新形式下的敛财之道，而是去厕所静静洗上把脸，你就会发现窗外的天空依然阴沉、无数物种仍然濒临灭绝、高喊“世界末日”的影片照样迭出不穷。在美好的、无污染而“可持续进步”的“常识经济”面前，传统的工业经济并没退位，高科技的经济依旧是制造业的经济。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即便工业资本输出到海外（东南亚等），但工业制造仍没从经济中消失，只是在同样所有权下的国际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依旧是两把悬在颈上的利刃，人类现实所面临的危机问题一个也没少。看来，“常识经济”不是救世主，而是麻醉剂，它唯一的实质效果是使大家忘却现实的困境，舍弃所有些努力，而一块陶醉在世纪末的歌舞升平中。

什么是常识经济？恐怕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但笔者仍要明确地指出，常识与经济并无特殊关联，常识与财富、资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定义。大家都知道，货币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参考市场需要或自己对市场需要的预测来决定往钢铁或石油或别的什么范围投资。但常识却不是如此，试问一个学伦理学的学者或学生如何把他的伦理学常识“投资”到钢铁行业或石油行业中去呢？再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离别的。货币资本的持有者（股东）大可不必自任经理，直接参与管理过程。但常识分子好像不可以这样这般地使自己同他所拥有些“常识资本”相离别。常识分子没办法有代理人，即使要运用常识或者是所谓的“常识资本”，看来他也需要得事必躬亲。而国内研究常识社会学的权威黄平先生说得实在太好了：“作为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积累的常识型态本身，是不可能像货币资本一样可以‘自由兑换’的，不经过教育过程（其在现代社会常常是严格的通过各级学校的规范性强制过程）是不可能把常识‘买’到自己头脑中去的。……说实在的，《围城》里所说那种冒牌大学冒牌文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真大学的真文凭也拿到‘市场’上去兜售。……如此教育出来的‘人力资源’、这样培养出来的市场，还有哪些竞争优势呢？”[35]在目前国内的语境下，怎么样切实地在经济大潮汹涌泛滥的世俗导向中抓好教育，如何使“身在学堂心系洋房”的学子们踏踏实实地做好常识的积累与人格的煅铸，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有年代意义，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课题，而所谓的“常识经济”则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名词，至多是传媒年代下那些善于预言“新趋势”的将来学家们制造出的又一个极具魅惑力的神话。

传媒的特征就是期望声音永远是高调的、哗众取宠的、独一无二的，因此它所需要的不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思想，而是极端的、偏激的、华丽的文本与声音。而所谓的研究“将来学”的专家们为了迎合传媒，成为某类文化明星，所以不在学理上下功夫，而是徜徉于美妙的修辞世界，起劲地煽情、做秀、唱高调。他们生产的东西或许会成为喜好时髦者竞相追逐的奢侈品，但任何一个有冷静头脑，会独立考虑的人便会发目前那些好看的修辞背后，只不过一个非常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法国思想家福柯曾很戏谑地称这种将来学家为“全能常识分子”，并对这批特别爱好饰演预言家和指导者角色的专家们表示出发自心底的深恶痛绝，与毫不留情的嘲讽。

记得韦伯尝言：“渴望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现在的研究范围内，这些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触目皆是。如此一种态度距离这类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36]在其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进一步地强调：“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能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的的一同体。”[37]因此他正面地告诫大家，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常识人，便绝对不能再去充当新年代先知的丑角了。他应当做的，也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力求维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即便成为其他人眼里的“苦行者”。一个“祛魅”中的世界绝对不应第三“返魅”，若想信奉神，只能无条件地将理智作为牺牲献上，而若想捐躯于学术，就需要勇于直面“让人不快的事实”，任何伦理的虚饰，不但对现实的歪曲，而且意味着逃避对行为后果的责任。[38]浅薄的乐观主义从来同悲观主义一样，不但绝无益处，而且还是相当有害的。对于这类声名远播于国内外的“将来学家”们，我只想将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稍作改动后赠上：“多研究些问题，少制造些神话”！

当然，辛勤鼓吹“常识经济”的专家们也并非一点贡献都没，我想当街头巷尾飘来一些“前卫”的父母教育孩子“以后是‘常识经济’年代，不好好念书就一定没饭吃”之类的语重心长的话语时，吴季松先生和他的追随者脸上应该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一九九八年7月于沪南天骄创作室成稿
一九九九年元月12日于沪西隅居改定


题注：这篇文章主要写于九八年六至7月份。那时侯国内已经出版的较为全方位系统地谈论“常识经济”的著述只有吴季松博士的《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常识经济》，因此笔者就主要以该书作为批评文本。而恰巧同时，“常识经济”遭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喜爱，因此本文甫一诞生便是“不合时宜”的文字，也成了一些杂志主编手中“烫手的山芋”。半年多来，“常识经济”果然平步青云，红得无以复加。数百篇歌功颂德的赞美文章、几十种抄来挪去的有关著述，蔚为世纪末国内文化圈的一大景观。然而不可以不承认的是，其间仍是有不少学者以严谨的研究态度对待“常识经济”，并做了不少工作，譬如质疑和梳理“信息”与“常识”的关系等等。然而到底何为“常识经济”直到今天日还是一笔糊涂帐。“看看社会科学界从事常识经济的人有多少，看看新闻出版业如此一个大产业，每年几百亿元的营业额，几百万人的就业，这类人不是从事常识经济吗？他们的商品中常识含量不高吗？”看到以上仲大军先生的一席慷慨陈辞（《粤海风》98年第6期51页），笔者强烈地感到自己那篇半年前的文字还未“过时”，于是厚脸翻出来略加修饰，以期抛砖引玉，将问题引向更深处。


注解：

[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47~4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2] 关于数字科技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分众文化的特征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后现代文学的斑马线》，《粤海风》，1998年9~十月号。

[3] 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常识经济》，16页，北京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

[4] 汪丁丁：《常识的经济学性质》，《念书》，1995年第12期。

[5] 转引自汪丁丁：《常识社会与常识分子》，《念书》，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