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来，全球化定义在经济范围大受青睐。经济学家们一般觉得，全球化已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成功的时期。全球化的确存在，但它也比较容易被紧急误解。全球化的本质和实质结果都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坦率而言，它并非大家所宣称的那样，它也没产生预期的结果。

概念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遭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非一个让人认可的概念，由于它没认识到如此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商品市场进步到开放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状况是，近期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降低。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由于这两类型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一样的市场在非常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角逐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如果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因为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商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商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降低时，民族经济需要增强。换言之，假如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范围。进一步而言，这类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其次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括的风险。虽然一般让人们看成角逐对手，但因为这一缘由，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很多一同之处。二者皆倡导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期望由政府来处置迅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置权，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倡导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飞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赖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假如市场不可以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样政府需要以某种方法介入并纠正这类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类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没办法让人同意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致使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定义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如果个人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达成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同意的）结果的最佳选择方法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倡导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特别同意政府对非常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倡导对规范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看法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需要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能遭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伴随货币学派的成功，不只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讲解，而且也否定了作为要紧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遭到效果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原因。由于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样政府就没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遭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倡导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非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早进的经济地区扩展到所有些政府舍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地区。其二是伴随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地区也会兴盛起来。全球的现实不能否认的是，伴随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叫人感觉民族市场正在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非常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同。

这刚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地区，假如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样大家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像发达国家的。伴随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常见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进步，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兴盛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非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好似大家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让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区域。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类型型的结果重点在于它是不是与有效的政府一块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因为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防止的额外风险。由于绝大部分的额外风险源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重点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类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这样来看，假如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地区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由于，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合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筹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备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只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状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置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对这类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因为这一缘由，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很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些风险时，就能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少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政府效力的差异导致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觉得发达国家在适合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获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失败了，这种说法没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很多政府陷入了紧急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少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点，但东欧并不是这样。然而，拉美第一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历程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特别这样，原本很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忽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我们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如此的国家，政府看起来处境好一些，但很像政府的真空情况，由于波兰政府非常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征兆，尤其是在那些最近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特别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紧急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它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进步。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缘由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会方面更为有效。伴随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涉非常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

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如此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不少，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要紧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常见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这样，比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由于它近期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缩短和税收的持续降低中可以看出。这类福利项目过去可以与发达经济地区，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目前正在被丢弃，让人担心的是，有时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非常远了，并将很多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情况即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地区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可以保持存活。

各种垄断权势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常见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倡导针锋相对地指出，伴随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变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倡导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非常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地区，一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变意味着垄断遭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仿佛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理入世界市场时，垄断需要遭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这样。

然而，伴随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况，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很让人震撼的，由于1989年之前，这类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类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可以降低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情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如果因为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目前想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备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借助其影响力从现有些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因为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兴盛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防止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去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含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在近期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很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类国家一般是成熟的经济区，没丧失战后的推进力，并维持低增长率，但近期十年增长率忽然暴涨。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随着的这种反常具备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区域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只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如此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降低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降低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紧急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降低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区域仍然没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资本的重新配置

大家觉得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非常有助益，由于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了解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利润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会也会增加，最后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状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策略（它主要有益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因为毫无顾忌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便宜出卖的结果。

根据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这样，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USD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供应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USD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被海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没有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好像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没证据可以证明，由于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降低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倡导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理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类区域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类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情况并没发生，主如果由于发达国家向海外宣传它们并没真的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质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近况。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比如，对积累需要的管理，而且由于政府仍具备内聚力，它们随时筹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里，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这样。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比如，减少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降低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事实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手段并非因为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类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益于外来者的利益（比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好似外资几乎处于独占情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这样），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地区均衡化，这类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区域，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是什么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假如大家可以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合取代，那它只是东欧和拉美这类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合取代。

全球化有着如此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愈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己的利益具备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这样。是重访它的角逐对手———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所有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怎么看，要紧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有哪些用途有着更高的评价。■

注解：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③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是不是走得太远》，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全球化争论中的理性和荒谬》，《外交政策》，1997年夏天号，第19－37页；杰弗里·萨克斯（Sachs，Jeffrey）：《让全球资本主义运作起来！》，《经济学家》1998年9月12日，第23－25页。
④《经济学家》2001年9月20日，第12页。
⑤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责任编辑刘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