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岳健勇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有关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常见的怎么看：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现在，国内高达7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1］?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2］?，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储蓄－投资缺口的讲解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效果??［3］?，那样想方设法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到底何在？
1、 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衰退轨迹?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38.8％??［4］?，由此可以明显感觉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重压。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帐近1.4万亿元??［5］?，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不好的资产的比率仍达25%??［6］?。银行实质坏帐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一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封控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帐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用效率低下。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没办法讲解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1日的强烈需要。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兴盛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薪资总额、不断地涨薪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与通过财政贴息方法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维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用电器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因为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需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重压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勉励机制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借助所有可控制的资源、包含借助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很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致使实质投资发生放大效应。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势必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保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与相应的就业。资金的短缺促进急功近利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当地资金外流，导致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很多行业出现很多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本钱的重复建设。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电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种类的技术和设施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非常快致使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其次看，行政分权与缺少有效的、有益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范，促进地方政府通过对当地资源的结实控制竭力加大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推行行政控制或干涉的跨区域的企业间购并，包含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很难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准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导致区域间产业布局的紧急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0.979??［9］?。这不只使区域间很难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要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角逐的隐患。?然而大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要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结构性产品过剩。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升，而国有企业商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复苏的手段，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拓展“水平－品种－效益年”（1991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放权让利后占GDP比重不断降低的国家财政已不可以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保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992年中国经济第三出现高速增长。邓小平南巡扫除去进步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起了全国各地进步经济的空前热情。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升至68.2%。但事实上因为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很多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产和股票的投机。房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类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经济因此第三出现空前的兴盛景象。?
因为国企改革一直解决不了其内在运行机制上的缺点，国有企业缺少在市场角逐中，尤其是缺少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八十年代末需要相对不足引起的市场萧条）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革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需要依靠消费的膨胀来解决。而1992－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包含销售成本的膨胀和奖金、福利的发放），因而企业的销售利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非常低。?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要膨胀的过度依靠，刺激了企业在兴盛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要，势必导致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升、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要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薪资和福利，致使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因为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帐，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常见的高福利再不可能保持下去。因此不是打造在效率提升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33.8％，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重压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经济很难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九十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0］?，产出很多增加，致使买方市场飞速形成，国内市场角逐愈加激烈。与国内企业进行“替代性”角逐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方位饱和，中国短缺经济年代结束。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产品的供应求购情况的调查发现：供大于求的产品占80％，供应求购基本平衡的产品占18％，供小于求的产品仅占2％??［11］?。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很多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借助率相当低。
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借助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飞速下滑。?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需要顾忌投资后果的大量国有企业介入房产业，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乱筹资、乱拆借紧急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愈加大。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激励。伴随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推行，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1992－97年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很多增加，保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这段时间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八十年代外商投资的非常大差异。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去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角逐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打折政策致使的国家税收损失。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国内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角逐，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优势给国有企业导致巨大的存活重压。?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维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角逐引入国内市场，使大量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中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很多增加，对中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施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很多的房产积压，银行呆坏帐猛涨，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与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很多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保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假如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后势必致使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强，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职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任何国家的银行，包含那些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重点在于提升银行封控方法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现在政府的一些政策非常不协调，为应对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需要提取坏帐筹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筹备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筹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势必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守旧化－为避免风险（如银行踊跃购买国债）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需要。这也会令一些有条件获得贷款的企业因得不到准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一些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舍弃自己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得外方资金的注入。?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帐，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状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破产、破产的高潮。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薪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降低，购买力明显萎缩。伴随短缺经济的结束、商品全方位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降低。一方面，差的企业因为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没办法继续投资；其次，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容易把握而十分小心，有的企业干脆将收益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即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法力图回避角逐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只提升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导致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况，如此的企业同样没办法应付国际角逐。?企业投资能力的降低还遭到另一个要紧原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紧急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打造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信用的打造事实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中国打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大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涉司法对当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益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的。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致使区域间在处置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想方设法寻求当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在这种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迫使企业买卖方法趋于原始化，这对于资金常见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讲，无异于提升了买卖本钱，减少了企业间买卖需要，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合同失效和很多的假冒伪劣导致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紧急冲击了市场角逐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要。?
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同样得到反映，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中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涨长的一个特殊缘由。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海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勉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角逐。单价狂跌、数目猛涨，不只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遭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底价制约，也很难增加收益。因此，中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产品结构和水平档次，使中国的出口愈加遭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粗放型的出口将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
规模增长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国家的总产出，却对就业增长用途甚微，这与国内投资的低效所导致的就业增长低如出一辙。胡鞍钢的研究表明：中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降低之势。八十年代，就业弹性为0.32，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15］?，产出增长已很难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九十年代以来，权力广泛介入下的国内市场经济，使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与信用的失效与腐败交互用途、彼此加大，致使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求稳化。不少企业遂无意于下大力气改进技术和管理，提升企业的角逐能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得短期利益。猖獗的腐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衰败，令其更无力与外资角逐。个人投资者则宁愿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买卖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想投资实业，去直接面对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社会资金愈加多地进入证券市场，使实业投资失血紧急。实业投资的衰落从任何意义上讲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风险到社会就业和国家产业根基。?很多失业和腐败加强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购买力降低和相应的国内消费的萎缩，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减少了投资和收入预期，改变了大家对国家将来进步前景的预期。日益猖獗的腐败为国法和道义所不容，腐败分子遂将资产向境外转移。私营企业同样畏惧社会动荡的前景，也不作长期计划，尽可能短期内大赚一把，同时悄悄地向外转移资产，资本外逃日趋紧急。政府投资在设租、寻租的环境下效率极为低下，致使市场和政府的同步失灵，一直没办法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16］?，以产生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从而令中央政府刺激内需的种种努力效果甚微。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和权力的下放，削弱了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打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逐步丧失了社会公众对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国民储蓄、银行存贷差和贸易顺差，但这一规范环境导致了国内资源配置的极端低效，迫使国民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形成了愈加深的依靠。?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步发生，远远超出了国家运用现有体制方法重振经济的能力，而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和公平有序的角逐环境就没办法打造，就没办法为任何企业提供较为靠谱的长期投资的市场预期，从而没办法动员起所有内需潜力支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进步。除此之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德、日等后起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本国产业进步优先于市场开放，开放程度随本国产业的成长而加大。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上述三国，迄今为止，进出口依存度大约在20％左右，反衬出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有关国际经验均表明，达成国家富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飞速提升中国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此需要对症下药着力改革现存体制。?因为改革者自己的局限性和强大的体制障碍，重塑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重建市场秩序，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所需要进行的分权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触及目前经济困难的根源的深层次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相当大。而在目前的内外挑战和很多重压下，经济增长一刻也不可以减慢，不然将产生很难预料的政治经济后果，于是对更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寄予厚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利益，蓄意营销推广的全球化福音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思想，也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
因此，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保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借助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进国内改革，在现有些决策思维框架内，自然成为非常合乎逻辑的最好策略选择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以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在这一考虑下展开的，虽然是用加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17］?。问题在于，入世将带来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变化就是内外市场飞速趋向统一和角逐的国际化。在中国产业竞争优势未发生根本转机的状况下，匆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以推进中国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吗？
二?将来外资的角逐重压
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总是构成有关各方在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的分配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加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过来又形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达成的结果更可能有益于实力强悍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实力相当，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则可能成为真的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靠，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己经济弱势和被进一步强化的经济从属地位的漂亮托辞。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况下，各国可以运用排他性的主权权力、依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权衡并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让步争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为止，中国引进外资一直是在没加入世贸的状况下进行的，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入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很大提升，在经济技术实力紧急不对等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进中国民族工业在巨大的角逐重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当地要靠中国的产业实力，而不可以把期望寄托在决心和愿望、甚至一相情愿的幻觉上。应当基于中国的产业实力确定入世的谈判方案。也就是说，让步的底线即中国企业承受国际角逐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中国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商品牌的商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只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范围、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商品牌的商品丧师失地，足以让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18］?。?在产业政策、企业自主权、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筹资等多方面遭到国家扶持、最能代表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国有大企业，尽管在产值、应用现代技术、提升职工技能、学习国际金融常识、与与跨国公司合作方面获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它们在拥有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等方面，均未进步成为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国际大公司，即使是在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上，如销售收入、收益、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与同行业西方跨国公司相比，都存在着惊人的差距。?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获得了革命性的飞跃，从而使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了一场延续到今天的全球工商业革命，这场新的产业革命很大地加大了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中国加入世贸的承诺超越了很多进步中国家，将使中国成为最开放的进步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重压，逼迫其实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于1994年签署的乌拉圭回合有关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手段（TRIMs）、常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纳入马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新的申请方只有一揽子同意有关议定书，才大概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已不单纯是关税减让谈判，而是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等范围作出了广泛的市场开放承诺。?在1999年11月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的中美双边协议中，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手段协定》（TRIMs，第五款除外）。中国将废除并停止实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手段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需要、当地化成分和出口实绩需要。并且，中国将不再推行加诸上述需要的合同的规定。”并规定中方不能以配额、许可证发放、与中央或地方当局获得进口和投资审批权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化成分、技术出售、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等需要??［19］?。更要紧的是，中方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开放国内分销体系??［20］?。除此之外还承诺不再对国有大企业提供特别保护；很多开放市场的承诺自加入世贸之日起即予推行。协议内容之详尽，将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内部自由贸易区”??［21］?。这将很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增长。?对外资舍弃出口和外汇平衡需要（同时减少贸易壁垒），有益于外资方全力争夺国内市场，跨国企业的角逐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届时中国国内市场的角逐将完全国际化，中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角逐形势和异常强大的角逐对手。在入世后WTO规则通过政府行为在中国全方位适用、且政府对规则的实行遭到严格国际监督的状况下，恐很难拟定并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在此环境下，竞争优势差、又失去政府强有力扶持的中国民族工业，在与西方企业巨人的“平等”竞技（Level Playing Field）中，角逐的结局怎么样其实从刚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国内企业若被大量挤垮，必然引起出口能力的萎缩，导致贸易收汇的锐减。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觉得中国有关商品的出口将降低30％??［22］?，这势必加强中国国际收入支出的重压。?
作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因机制僵化、经营策略不当、资金匮乏与腐败的侵蚀等缘由困难重重，已成为外资回收兼并的对象。重工业的衰败无疑是工业化的倒退，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是将工业化的主动权交给了西方跨国公司。因为外方的技术垄断和价值增值上的差异，成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我方在相对收益上与外方相比是极其悬殊的，相对收益累积的结果是双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的基础一旦被跨国公司控制，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将非常难与西方强国抗衡，是国家政治的现实。严格控制技术出售、控制生产过程和市场份额正是跨国企业的民族主义。?可以设想，外商直接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挤垮了同行业的中国内企业，导致净失业上升，由于国内企业被挤垮后形成的失业总是远大于外资增加的就业，从而抑制消费，最后也会干扰外资企业的进步。但当入世后国内保护被很多撤除，角逐格局压倒性地有益于外商直接投资，那样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彻底打垮国内企业，打造市场垄断，控制供给来确保垄断收益。?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要点流动的自由化，但它恰恰不允许缺少必要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因此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中国加入世贸后不能不面临的紧急的社会问题。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兴盛，政府需要对边缘化阶层提供必要的补偿，然而追求全球收益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中国政府在税收方面的需要。有人预测，加入WTO将来将给中国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新增的就业机会只适用于受过专业练习的高素质劳动力。中国现有些劳动力，譬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练习的劳动力，根本没办法进入这类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类职工的再就业伴随就业的技能需要和更多的企业在角逐中破产形成更大的失业大军，将长期处于生活困境，除非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支持。不然，结构性失业致使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延滞经济增长，它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和不稳定将不利于市场化改革??［23］?，并延滞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加入全球化是对中国企业的生死考验，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重点在于从中国的体制现实出发，深入探索主动、坚决、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有效渠道，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飞速发展创造长期、有利的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也需从严峻的角逐现实出发，以真的开放的思维和胸怀，充分考察历史上其它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验，拟定可行的进步策略，使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角逐中成长壮大。需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手段，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铲除腐败，打造统一大市场和高效、廉洁的行政司法体制，全力加大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只有如此，才能主导全球化，而不是被全球化所主导，才能达成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百年梦想。?
注解：?
［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1年3月25日在“中国进步高层平台"上发言指出，目前中国居民本外币储蓄折成人民币有7万多亿元，等于GDP的80％，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２］截至2000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6.43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2.3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4万亿元，存贷差高达2.44万亿元。见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中国进步高层平台”上的演讲。新华社北京2001年3月25日电。?
［３］陈漫：“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剖析”，《策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４］《金融早报》2000年12月22日。?
［５］《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十日。?
［６］《上海金融报》2001年3月27日。?
［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估计至少需要33,000亿元来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南华早报》2001年6月5日。?
［８］1995年各省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纷纷将汽车、冶金、机电、化工作为当地区的支柱产业，展开了新一轮重复建设的高潮，中央政府对此无可奈何。?
［９］《人民日报》1996年12月4日。?
［１０］1991－97年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3.3％，高于八十年代的平均29％。?
［１１］曾培炎：“辉煌的五年——卓越的收获”，《人民日报》2000年9月20日。?
［１２］《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１３］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2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１４］1998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现为5.8％。刘国光主编：《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剖析与预测》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
［１５］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打印稿，1999年。?
［１6］在2001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投资的增幅仅为3%，远低于国有投资15.1%的增幅。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4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集的媒体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8日。?
［17］笔者与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的对话，见“加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一文。《广东经济》2001年4月号。?
［１８］Peter Nolan, "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19］Full Text of 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tocol Language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20］同上，中美市场准入协定附件1、分销服务36－38页。?
［２1］Peter Nolan,“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ol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２2］Nicholas R. Lardy, "China's WTO Membership", Policy Brief, No. 47,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２3］王绍光：“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2000年，见王绍光个人网站。?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