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大家需要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大家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大家整个国家需要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样，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一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可以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一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视了义务，大家的权利将没办法长期得到保证；没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没办法长期保持下去；而假如缺少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


马里昂·登霍夫伯爵夫人谈到：“毫元约束的自由会致使野蛮和犯罪。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约束。没规则、传统和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任何一同体都没办法存在。”我要补充一句：没美德，大家将没办法和平共处。

在过去，只须有约束力的或者大家感觉有约束力的传统、学说和意识形态尚存，很多人还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依据的。然而,1914年以前的市民社会传统到目前已经所剩不多了；贵族的传统和行为方法对大家的社会早已没约束力；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好像也由于大众化而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和诽谤；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宣告终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它重新出现于每个社会范围，但，政治自由主义的残余已经在非常大程度上蜕变为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现任领导人不再推崇和坚持葛底斯堡纲领所提出的价值；1968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一些残余，他们的大多数故意挑衅性的行为转变为适应性的行为，或者让坐落于追求前程和舒适的生活的行为；自从大家感觉大家的对外和平不再遭到威胁将来，和平运动的意识形态也烟消云散；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早已让人遗忘，“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也差不多；基督教党派的政治家现在已经了解，没有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基督教政治”－基督教徒埃德蒙德·斯托伊贝尔和海纳尔·盖斯勒对“基督教政治”好像有极为不一样的讲解，基督徒艾哈德·爱普勒的讲解就愈加离奇；教会明显地失去了信徒和影响，现在，真诚的信徒的数目远远少于朝三暮四的信徒；尽管工会会员的生活质量遭到威胁，但，工会正在失去约束力，工会会员的数目也不断降低。

总的说来，与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大家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削弱。从现在来看，政治家、营运管理职员、大夫、记者、教授与媒体人士显然并没相互联合起来，达成一种“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登霍夫〉。因此，没办法排除现在尚存的很多规则和风俗进一步降低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加大社会内部团结、促进尽可能多的成员遵守公共行为规则的出路？

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葛底斯堡纲领的基本价值当做基础，同时信奉基督教精神。他于1997年写道：“我期望众人可以觉醒……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价值和美德，包含一些次要的美德。正是依赖这类美德，大家这个民族才可以在历程了灾难之后……重新走向振兴。”他说得有道理！这类美德根本不是大家在1945年未来的新创造，相反，它们过去隐藏于瓦砾之中，大家只是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罢了。

关于美德的学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美德的学说时尚于古罗马时期，此后在欧洲中世纪、特别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进步。从此将来，很多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对此作过论理述。用不着深入知道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体系，大家也都了解全部的美德。大家在幼年即从爸爸妈妈的行为和榜样中意识到美德，此后在日常自己也去实践美德，并且总是是在无意识中去如此做的。问题在于，现在，在有的人那里，这种机制总是失灵，缘由部分地在于他们没理自然而然地同意美德，部分地在于他们公开嘲笑美德，或盟者把美德贬低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行为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的最好土壤，便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通过榜样展示出来的美德。

大家心目中很多原则性的东西都值得仔细讨论。譬如，是不是应当在学校悬挂耶稣受难像；是不是应当以自然方法或人工方法避孕；圣饼是否基督的肉身，或者是不是象征着基督的肉身；上帝的仁慈能否成为人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惩罚的意义在于和解还是在于恐吓；窃听别人的电话是不是在任何场所都损害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价值，或者窃听在某些条件下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应当得到允许。

美德则不然。团结或助人为乐的美德遭到常见欢迎，诚实、自律、靠谱和胆识与宽容和坦诚也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一一对此不需要争论。大家最多只能在出现冲突的具体场所，才能对哪种美德愈加要紧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为了让美德在将来重新成为常见而自然的现象，大家自己第一要重新自觉地推崇美德。除去三项“神学美德”一一信仰、爱和期望以外，大家还要坚持四项“基本美德”，即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在被叫做次要美德的“公民道德”。

不需要经过深入考虑就能认识到：即便在今天，基本美德对于所有公民也都有要紧意义。所有公民，尤其是政治家都要维持理智，这意味着需要他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和判断力；所有公民都要具备申明其考虑结果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胆量和勇气一一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胆识；所有公民都要有节制，即在权衡相互分歧或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要f时要仔细慎重；除此之外，应当依据正义原则进行权衡，需要正义的意愿应当内在于行动之中，并指导行动。

对于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在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法制国家条件下一同生活的人来讲，上述内容显然还是不够的。譬如，坦率和诚实一一毫无疑问，政治家特别要拥有这类美德一一的地位在哪儿？和平愿望的地位在哪儿？I对国家负责的政治家需要有和平愿望。

当然，这一点说起来要比实质去做容易。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对希特勒做了过多的让步。当希特勒在半年过后用武力撕毁《慕尼黑协定》，使张伯伦也了解了他的战争野心之后，张伯伦舍弃了绥靖政策。他实行了义务兵役规范，需要扩充英国的军备，并声称保护波兰的边界，但，如此做并没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0年过后，西德大多数和平运动组织以类似的方法表示想向强大的苏联做过多的让步，而忽视了我们的防卫力量与大家的防卫同盟的力量。主张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对此没让步，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样没让步。大家做梦也不允许西德的防卫观念有丝毫的削弱。张伯伦的例子与和平运动的例子都证明：仅有和平的愿望还不够，对维护和平来讲，理智和判断力这类品德同样必不可少。

维护和平，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不只需要理智，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也需要量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目的各方具备达成适合妥协的意愿和能力。有的德国人还是要学学不要一见到“妥协”这个词就立刻想到“可疑的”妥协，而是要把妥协的意愿理解为理智和正义的不可或缺的补充物。

任何劳资协议势必都是工会的需要与雇主联合会给出的条件之间妥协的产物；任何立法都打造在多数人的不同倡导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在《基本法》需要2／3以上多数的场所更是这样；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都需要在学术名声与经济需要一一年底结算时不要亏损一一之间找到妥协方法；在任何公司、家庭和婚姻当中，常常使不一样的看法、利益和愿望之间达成妥协也是必要的。相互让步的能力和意愿是文明的标志。

对维护社会的内部安定来讲，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德。哪儿缺少它们，哪儿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宗教不宽容过去引发了反犹太主义、三十年战争和延续多年的北爱尔兰内战。至于政治不宽容会致使什么样的后果，大家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已经见到，现在在几乎所有专制国家可以见到。

然而，假如以为只有宗教界人士和政治家才需要尽可能维持宽容之心，那就错了。大家所有公民都要有宽容之心，无论是对待工作场合、办公室的同事还是对待邻居、房客都要这样。有人相处的地方总会有争执，但，只须大家掌握宽容并想妥协，很多争执是可以防止的。只有遇见重大的争执时才需要诉诸法庭。惟一有害的是对不宽容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公民道德当中，非常重要的美德之一当属团结。大家这个社会中的很多人觉得它是一项要紧的基本价值。这项美德还有其他一些称呼，譬如慈善、关怀、主动关心、博爱、友谊、友爱然而，从根本上说上述称呼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想帮助别人。大家看到，在重大危急关头，大家这个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无私关怀精神。无论在1962年北德区域水灾还是在1997年奥德河流域水灾期间，无数国民都以种种方法帮助深受洪水风险的居民，很多年轻的士兵和平民甚至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奋战。当媒体报道了某些进步中国家的贫困情况将来，很多德国人为提供进步援助尽力有的人甚至不惜为此紧衣缩食。

“团结”一词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所反对的工人运动带入公众意识中的，“团结”所依据的原则却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然，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被毁城市废墟中的、防空洞和难民潮中的痛苦经验，“慈善”在大家这个世纪有了新的涵义。在将来也有必要让大家的后代拥有团结的美德一一由于危急状况在以后也还会发生。然而，大家不必等到电视报道了很多人所面临的紧急困境之后才需要大家去助人，相反，一看到周围有人遇见不幸，就要立即给予帮助。

在日常大家会遇见很多违背规矩的状况。假如没体谅、整洁、礼貌、守时、自律这类看二似不重要实则有用的公民道德，平时生活非常快就会让大家感觉痛苦。譬如，大家为何要容忍有人用喷罐把大家的墙壁、桥梁和迅速铁路车站涂得乱七八糟？为何学校领导和大学校长不可以命令学生自己去把他们弄脏的走廊和卫生间打扫干净？

大家在学校里、至迟在职业日常会掌握守时；而掌握礼貌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上一代人要起到表率用途；为人靠谱和工作诚实愈加要紧，这种品德同样只有经过艰苦的经历才能习得，要经过实践磨练，要历程认可和指责，必要时还要采取拒绝态度一一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

现在，有的公民道德遭到非议，如勤奋、守法、履行义务、忠诚。德国的专制规范过去以恶劣的方法滥用过这类美德。无数受过上述品德教育和练习的人，或者在日常被迫实行上述需要的人事后才了解他们的人格遭到滥用。大家从这种经验中获悉：几乎所有美德都会被上司、上级机构乃至国家滥用。正如纳粹滥用了无数人的勇气一样，美德的确会遭到滥用。然而，纳粹的滥用无损于美德对于当代和将来的意义。相反，大家将一如既往地需要基本美德和公民道德一一从义务意识到理智。理智可以帮助大家预先弄清滥用的可能性，而勇气可以帮助大家消除滥用现象。

勇气不止是指体力过人，而且也是指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胆量。当1977年施莱尔被劫持将来，工业家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带上一整箱子钱赶往异国（和我事先给予的许可），去与一位据了解是“红军派”联系人的人物接触的时候，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勇气，由于此举有生命危险；此后不久，当汉斯一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和边防大队指挥国员瓦格纳带领一组边防队员前往拯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理的飞机，并最后在摩加迪沙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充满了勇气，由于这种行动风险非常大；当古斯塔夫·海涅曼1950年为抗议阿登纳的对外政策而辞去第一内政部长职务时，他同样也充满了勇气，由于他的离职（与他随后退出基民盟）可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束。

上述事例证明，谈到勇气，它不只意味着机智过人，或者盲目的武夫之勇，相反，它第一需要权衡利弊，做源于己的判断，此后尽心竭力地把我们的判断付诸行动，即便遇见危险也是这样。然而，如此做完全会引起重大，怀疑。归根到底，重点在于个人能否不考虑我们的勇气多少或者撇开勇气不谈去遵从一种他所推崇或认同的基本价值。因此，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需要不可以仅仅意识到美德，而且要考虑到美德和价值两个方面。

1944年7月22日参与反希特勒暴动的大家历程过这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参与者当时想为了更高更大的目的把服从和忠诚的军人道德放到一边，舍弃他们的誓词，然而，参与暴动者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即为了推翻独裁统治是不是还要违反十戒的第五条（不要杀人），把希特勒也杀死。两种道德基本价值在该问题上发生冲突。只有靠良知才能做出决断。

在平时的生活经历中，类似的重大道德冲突几乎不会发生，但，良知决定有时是难免的。在政治家的生活经历中，此类冲突相对多一些，也更紧急一些。政治家不只在良知面前要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对外，即在议会、政党、选民和公众面前也要对我们的作为负责。没良知的政治就会倾向于犯罪。

政治家理应毫无条件地维持诚实，然而，他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隐瞒真相，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谎吗？我想再举一个发生在施莱尔被劫持期间的例子。显然，大家当时要对劫持者制造迷惑。尽管媒体密切关注事件的经过，可大家还是连续很多天成功地封锁了一架满载边防队员的飞机已被秘密派往摩加迪沙的消息；大家还佯称想释放“红军派”的罪犯，给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人导致迷惑。事后无人指责大家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大家的做法被觉得是可取的。

事实上，当时，天天使大家的良知遭到极度困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恐怖分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和绑架汉斯－马丁－施莱尔时一样，大家当时面临的选择或者是释放在押的谋杀犯（他们大概出去杀更多的人），以此来拯救面临着火烧眉毛的危险的90人的生命，或者是坚持法律和法规，迫使恐怖分子不敢进行新的劫持行动。大家了解，无论如何做，都会留下遗憾。

因此，一个政治家有时可以撒谎或者需要撒谎。重点在于他的政策要对得起我们的良知。为此，他要事先考虑到后果，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都要维持理智一一理智也是一项基本美德。

所有这类需要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尽管他们一般不需要做出给别人导致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们在必要时也会不能不撒谎，他们也要对我们的良知负责。

大家所有些人，包含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非常大程度的自由。因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大家自我设计个生活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年代的人都多，但，大家需要了解，假如大家的社会陷入混乱，大家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大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一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源于己的贡献，对别人和整体尽我们的义务，履行我们的责任。
日常的道德练习

大家生来具备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我们的活动地区的天性，大家的基因让大家不适合于和平共处。大家具备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大家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一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假如没教育，大家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大家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大家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大家传授一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大家遇见的每个人都对大家产生影响，当然并不是都是好的影响。大家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掌握洗澡，学习不撒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大家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法。至迟在职业日常，大家还要掌握适应、顾及别人，甚至还要掌握守时和诚实。一旦大家触有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特别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遭到惩罚。至此，所有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然而，假如爸爸妈妈没时间照顾孩子，假如学校心有余而力不足，假如电视、录像、电脑和网络长期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爸爸妈妈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假如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好的社会环境，遭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样，不好的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假如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偷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毒品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毒品罪，或者加好友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而他一个人也会风险别人。这个时候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哪个想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现在，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区域，爸爸妈妈和学校很难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很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可能把我们的工作限于依据教学计划传授常识；还有的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打造在修养和道德与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会规矩为什么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纵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纵式教育不可以叫做教育。

因此，过早地将班级集体分解为专科小组形式，或者在非常大程度上允许学生免修他们不愿学或不有兴趣的课程，是一种错误。一般说来，专科教师代替不了班主任有哪些用途。班主任总是最知道学生，可以最准时地给予学生亲切关怀。一个好的班主任每周都有很多时间同他的班级在一块，更有机会激起和促进学生的好奇之心、首创精神、独立性、想像力和创造性，同样也更有机会激起和促进学生之间相互谦让、帮助和批评的精神。青年需要掌握两种东西，即批评和同意批评的能力。

就传授美德而言，实践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愈加有效，后者只能起到补充性有哪些用途。可是，我感觉，现在在培养教师时过于看重科学理论，而对他们将来的职业实践关注较少。怎么样引导儿童的参与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能力，怎么样唤起他们的创造性，怎么样培养合作精神，怎么样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约束，并在此后逐步放松约束一一对于所有这所有，将来的教师们只不过在理论方面知道一些，还缺少对于将来教师职业的实践筹备。教师的确应当向学生传授常识，因而他一个人需要拥有常识。然而，教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教育影响的能力也同样要紧。

价值、态度和美德需要通过实践历程与榜样和表率有哪些用途才能变成内心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也适用于大学和教会。可以背诵一些戒律和美德，在将来什么时间可能是有用的，但对青少年来讲这类内容只不过些词句。现在各种组织中的青少年工作在传授美德方面比抽象的伦理课程成功得多。对青少年来讲，在根据教育原则拓展活动的青少年小组一一它需要所有成员积极技入并具备牺牲精神一一中的实践历程具备要紧意义。

鉴于这种经验，应当认真考虑拓展一次全民性的社会义务年活动。因为对内、对外政策是什么原因，保持男子常见义务兵役制是迫切必要的，同样，为拒服兵役者所规定的替代性民役规范也需要保持下去。后者对社会是有益的，同时又具备要紧的教育意义。民役规范在大部分地方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证明，该规范也可以在年轻人妇女中实行。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本来就应当如此做。这样一来，年轻人男子的兵役将成为常见性的社会义务年期间的很多义务形式之一。

社会义务年活动将使很多人领会到人间的困苦，同时也使他们体验到可以帮助别人的那种人间真情和乐趣；它还会强化义务思想，而无须专门就此去说教；除此之外，它还将使大家获得关于劳动这一基本价值的实践经验，唤起大家的责任意识。相反，假如像有的持机会主义看法的自由派人士所需要的那样废除常见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民役制，将对维护社会内部团结的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纯粹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规范所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就更不需要说了。

显然，关于全民性社会义务年的建议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批评，有人甚至会把这种建议同纳粹时期的年轻人义务劳动军规范作恶意的比较。因此，支持上述建议的政治家需要拥有肯定的勇气。义务年活动不只有益于教育目的，而且可以很多降低失业，甚至还可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犯罪毕竟与年轻人人失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大家未必在整整12个月中都去参加义务年活动甚至对服兵役者来讲也无需这么长期的军事培训。义务年活动也无需统一的着装甚至制服，无需对所有些人进行统一培训。除此之外，那些在医院和养老院服民役者的实践证明，大家无需为社会义务年活动另设庞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在很多地方，大家需要更多的“服民役者”来充当助手，而社会义务年活动可以填补很多空缺，包含环境和自然保护方面的空缺。

事实上，目前的很多青年想投身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活动。很多的服民役者证实了这一点，各种协会和教会的青少年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外国人、保护纪念物、提供进步援助、自然和环境保护与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活动同样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青年还具备高度的牺牲精神。无论在哪儿，只须有具体的任务，并且有负责任的、热心的人主持工作，就有很多青年想为此效力。这种意愿将成为社会义务年的基础。

经验、价值和美德通过体验、榜样、表率和亲身历程得到传承。全部青少年工作都一一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无意识地一一服务于这种传承。在这方面，成年人在很多场所不只饰演着师长的角色，而且饰演着榜样的角色，尽管大家从表面上总是看不到这一点。在公共舞台上，大家同样也需要榜样。

在公共舞台上，大家同样也需要榜样。我的朋友库尔特·科尔伯过去直截了当地说过：“大家的社会所需要的是可以为别的人提供指导的榜样，而不是什么制定好的行为规范。”我觉得不应当忽视规范，但，我完全同意科尔伯对榜样的呼吁。缘由在于，从长期来看，政治阶层和营运管理阶层只有让其属下相信他们关注国家和国民的公共利益，他们那种基本上根据我们的设想领导国家和经济的做法才是可行的。只须他们证明自己坚持原则并富有牺牲精神，大家就会认可他们的榜样用途。相反，假如他们只不过在周末讲话时谈论价值沦丧或价值转变，而没叫人感觉他们在坚持价值，他们就不合适充当榜样角色。虽然国民会忍受和选举这类政治家一一只须后者尚能在某种程度上履行其职责一一但，国民不会感到振奋，也不会从这类政治家那里得到激励。然而，假如政治家们甘愿说出必要的实话，甚至对各自所属的集团也如此说一即便如此做让他们感觉十分痛苦一并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坦诚的名声，那样，政治家也可以成为青年的榜样。

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大夫、法律界人士、教授与新闻和媒体人士等职能精英。马克斯普朗克掌握主席胡伯特·马克尔说过：“假如缺少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和牺牲的教育，领导人物最后将确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常常指责的那样，充满让人很难忍受的狂妄自大和无所顾忌的气味。”哪个可以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呢？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走得更远，他于1997年说道：。“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最后势必来自领导人物。”这里不只对社会上层人物提出了道德需要、做出榜样或表率的需要，也提出了领导的需要：领导人物应当真的担负起领导职责。古罗马时期有句格言：Videant consules！译成德语意思就是：执政者要看重领导职能。

有一项要紧的领导职能迄今遭到忽视，那就是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中不只要关心青年的学习，维护他们的权利，对他们提出期望，还要让他们意识到对别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老年人不要由于少数青年的吵闹和犯罪行为而产生误解，对目前的所有青年做出否定性的总体判断。目前的青年骨子里完全充满活力，与现在的中年人相比，他们对各种所谓的危险更少恐惧。恐惧心理主要存在于35～55岁之间的人群中，而生活的勇气则集中表现于青少年身上。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地把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一个人就把期望（包含政治期望）寄托于那些正当20￣25岁或30岁的人身上。

因为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大家需要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大家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大家整个国家需要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样，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一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可以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一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视了义务，大家的权利将没办法长期得到保证；没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没办法长期保持下去；而假如缺少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